历史诗学与精神救赎

——论魏嘉陵《韩信传棋》中的“象棋”叙事及其当代回应

作者：阎大伟 夏宝国

摘要：长篇历史传奇小说《韩信传棋》以“象棋”为核心意象，对韩信的思想品格展开深度文学重构。本文借助马克思主义历史美学与新历史主义的理论视域，考察“传棋”叙事在历史真实与虚构之间建立的互文性，及其通过“象棋之道”的哲学体系所重塑的忠诚、信义与担当等道德内涵。文章进一步将小说置于信仰缺失、道德滑坡、家国意识淡化、忠诚与担当被曲解等现代性症候之中，论证《韩信传棋》并非单纯的古典题材创作，而是以古典形式回应现代精神危机的“历史诗学实验”。文章认为，小说通过对韩信人格的再诠释，提供了一种对抗价值虚无主义的古典范式，在历史的回响中探求精神救赎的可能。

关键词：《韩信传棋》；历史诗学；象棋之道；信仰危机；精神救赎

在当代历史传奇文学谱系中，韩信形象长期被定格为两种模式：一是“战无不胜”的军事神话，将其简化为常胜将军；二是“功高震主，不得善终”的政治悲剧，纳入“兔死狗烹”的权力叙事。江苏省淮安籍作家魏嘉陵继《特别党产》获吴承恩长篇小说奖之后，推出长篇历史传奇小说《韩信传棋》，以“传棋”为核心意象，从根本上突破了上述范式。小说将韩信一生重构为一盘宏大的精神棋局，“兵仙”由此转化为“弈者”——不仅是战场上的棋手，更是道义传承中的执子之人。

需特别指出，书中的“棋”并非围棋，而是象棋。这一设定深具象征意义：棋盘上的“楚河汉界”直指韩信亲历的楚汉争霸；“将帅不出九宫”暗合君主运筹帷幄的政治逻辑；“卒子过河可横行”则与韩信由布衣而王侯的轨迹形成精妙呼应。作者选择象棋为核心意象，正基于它与韩信命运之间天然的符号对应关系。

这一叙事转化生成于深刻的时代动因。作者并非单纯为历史翻案，而是以古典题材为镜，映照当代中国的精神困境。在信仰缺失、道德滑坡、家国意识淡化、忠诚与担当被曲解等多重症候中，个体常在价值多元与虚无之间徘徊。《韩信传棋》恰在此语境下，以两千多年前的“国士”形象为资源，尝试进行精神层面的古典回应。本文从历史诗学的理论视角出发，兼顾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辩证统一的思想，考察作者如何在“虚实”之间完成对韩信思想品格的重塑，进而探讨这一文学书写对当代信仰重建、道德归位与价值唤醒的现实意义。

一、历史诗学视域下的“传棋”叙事：在真实与虚构之间

历史传奇小说作为跨文类写作，始终面对“史实”与“虚构”的张力。海登·怀特指出，历史叙事本质上是一种“情节化”操作，历史事件本身并不具备内在意义结构，意义生成于对事件的情节编排方式[1]。新历史主义代表斯蒂芬·格林布拉特进而提出，文学文本与历史语境之间存在复杂的“协商”关系，文学不仅反映历史，更参与历史意义的建构。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理论并非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否定，而是对其反映论模式的有益补充。马克思主义美学历来强调，艺术真实不同于生活真实与历史事实，它允许并要求作家在把握历史规律与发展趋势的前提下进行艺术虚构。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明确指出，现实主义“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2]这就为文学创作中的“本质真实”开辟了合法空间。《韩信传棋》正是在这一理论交汇点上展现出独特的历史诗学品质：它既接受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本质真实的规约，又吸收新历史主义对文本建构性的深刻洞察。

1.史料肌理与地域根性：在场感的双重建构

作者的创作秉持严谨的史学态度。小说对韩信生平的关键节点——父母双亡、家境贫困、漂母饭信、胯下受辱、登坛拜将、暗度陈仓、背水一战、十面埋伏、垓下之围等——均保持高度的史料忠实，但并非刻板复述，而是在《史记》《汉书》确立的叙事框架内，进行文学性的肌理填充。从马克思主义历史美学来看，这种对“细节真实”的追求，正是“典型环境”得以成立的基础。作者尤重地域书写，将淮阴风物、运河文化、里下河民俗织入文本，使韩信成为从淮水之滨生长而出的、带有乡土气息的鲜活生命。

小说以大量笔墨描摹韩信生长的家乡风貌：淮阴地处运河要冲，南北货物交汇，四方消息流通，这种开放驳杂的环境为他提供了最早的“天下”视野。韩信以棋盘演天下，更将当地“水棋盘”民俗——百姓于石板上刻棋盘，在河畔柳荫下以石子对弈消夏——发扬到极致。小说开篇即刻画韩信家徒四壁的窘况：昏暗屋内，父母木牌位静立，残缺案桌上摆着简陋象棋，案旁是《孙子兵法》残篇竹简，墙上悬佩剑。韩信在饥寒中仍以棋“排阵”“演武”，并跪于父母牌位前立誓：“终有一日，我要以这天下为棋盘，以诸侯为棋子。我要让世人知道，韩信之名，不仅在棋盘上，更在史册之中。”淮阴百姓熟知的天才少年甘罗的故事亦成为韩信的精神寄托。

这些情节为“传棋”意象铺垫了地域文化根基：韩信对象棋的最初认知，正源于故乡水土的滋养。这种在地化书写具有双重功能：增强历史的“在场感”，使读者进入可感知的历史世界；赋予韩信形象以“根性”——一种来自故乡的道德底色与文化基因。“漂母”的一饭之恩由此成为淮阴民间淳朴仁厚之风的缩影。小说细致描写漂母的清苦家境，她以“半碗糙米饭”相赠，当韩信表示日后回报时，漂母反问：“我是怕你饿坏了，才给你送饭的，要什么回报？”这一情节体现了淮阴民间“施恩不图报”的古道热肠，也为日后韩信千金报恩时“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品格提供了道德来源。

2.“大事不虚”与“小事不拘”：虚构的合法性及其界限

关于“传棋”的核心情节，正史并无记载。作者虚构了韩信学棋、以棋演兵、以“传棋”为使命的线索。从马克思主义历史美学看，艺术虚构的合法性建立在作家对历史规律的正确把握之上——作家不是被动复写历史表象，而是在深入理解历史本质的基础上，通过典型化手法揭示那些被官方史书遮蔽的可能性。卢卡契在《历史小说》中曾论证，历史小说家的任务并非照相式地复原过去，而是在历史总体性的视野中展现社会力量的矛盾运动[3]。新历史主义的洞见恰可与此形成互补：历史书写不可能完全还原“过去本身”，任何历史叙事都包含不可消除的想象成分，关键在于虚构是否“合乎历史精神”。

小说中韩信登坛拜将后与刘邦军帐对弈一节颇具代表性：韩信变换棋局，以棋势喻天下大势，精准研判项羽弱点，指出其失关中、失民心，分封混乱；同时分析刘邦“约法三章”收关中民心，进而提出还定三秦、东出逐鹿的整体大战略。刘邦问象棋何用，韩信答曰：“棋品如人品，棋场如战场。下棋如打仗，至少看三步，最好看五步。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审势知进退，明理辨忠奸，识友用贤才。”这一虚构将韩信的战略思想浓缩于一局棋中，完全符合其“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的军事自信，是马克思主义所谓“本质真实”的生动体现。

“传棋”虚构建立在对韩信思想逻辑的深刻理解之上。“多多益善”的用兵理念，在象棋中体现为对全局的统筹调度；“背水一战”如象棋中“弃子争先”的果决；“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更是一局声东击西的精妙之棋。小说借韩信之手写道：“明修栈道以惑敌，暗度陈仓以奇袭。”将韩信与“象棋”相关联，并非天马行空的附会，而是对其军事思想的符号化提纯——这种虚构是“历史精神的延伸”，它以艺术的真实填补史料的留白，使韩信的行为动机获得更自洽的解释。正如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所言，诗比历史更富哲学意味，因为它描述的是“可能发生的事”[4]。在此，马克思主义关于艺术真实高于生活真实的基本判断，与古典诗学的洞见达成深层契合。

3.《拉魂腔》：历史文化密码的解码器

贯穿小说第八、九章的旋律婉转的“拉魂腔”先后出现七次。从新历史主义角度看，七段《拉魂腔》并非简单的抒情点缀，而是一套精心构建的、用以解构官方历史宏大叙事的文化密码，共同完成了对楚汉战争历史文本的颠覆、重构与复调书写。而若引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则这些民间歌谣恰恰是“历史主体”的声音表达——它们不是游离于历史进程之外的民间点缀，而是人民群众对自身历史命运的审美化言说。恩格斯曾指出，历史的最终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5]这些民间歌谣所承载的，正是那些在正史中沉默的“单个意志”的集体回响。

其一，历史的文本性与颠覆：从“帝王将相史”到“士兵悲歌”。正史中，“十面埋伏”是韩信军事天才的巅峰，是刘邦帝业的转折。而小说前两次《拉魂腔》将视角彻底拉向“个体创伤”。第一次插入的“几年不见爹娘面，想起爹娘泪汪汪”直接挑战官方叙事的正义性；第二次楚营齐唱后士兵啜泣，揭示出真正瓦解楚军的并非计谋神奇，而是战争对普通人性的长期摧残。歌声宣判了宏大理想的破产，将历史动力还原为千万个体对“牛羊肥壮”“庄稼怎么样”的朴素渴望。这一视角转换，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他们的苦难与希望、隐忍与抗争，构成了历史发展的深层动力。

其二，历史的对话性与复调：被史书沉默的“虞姬之声”。史书中虞姬仅以“美人和之”[6]一笔带过，是客体化的存在。小说第三、四次《拉魂腔》赋予虞姬主体言说位置。她吟唱的“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表面是殉情，深层是一个女性对战争荒谬性的终极判断。它与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悲歌形成两个声部的复调，将单一的英雄悲剧引向对个体生命在权力绞肉机中价值何在的深沉追问。

其三，历史的循环与文本间性：民谣的最终审判。第五至七次《拉魂腔》构成意味深长的尾声。项羽自杀时的民谣“英雄落幕，江水长流”，冷静指出英雄事业“终有尽头”，构成对“万岁”史观的民间否定。此后香姑与韦�愃�唱的《韩信》歌谣，则以极度民间化的“成败缘由一知己，生死竟因两妇人”，拒绝官方史书复杂的政治归因，用简洁对仗完成庶民道德评判。

七段《拉魂腔》共同构建了一部与《史记》等正史平行存在的情感史：它解构英雄光环，还原“泪汪汪”的士兵与绝望的虞姬；用流传于淮海一带的俚曲代替官修正史，肯定民间记忆的合法性；在悲剧发生后，歌声成为一种文化超度，使个人创伤化为文化集体记忆与审美观照，个体命运在民歌传唱中完成了悲悯的文化圆环。这正是历史诗学意义上文学对历史的重塑——不是记录事实，而是铸造比事实更真实的文化情感与价值真实。而这种对民间文化主体的尊重与彰显，在根本上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历史地位的判断血脉相通。

二、“棋”的多重意蕴：象棋的隐喻体系、哲学体系与道德符号

“传棋”二字是全书的美学枢纽与思想密码。作者将“棋”构建为一套完整的隐喻和哲学体系：棋盘上的“楚河汉界”、棋子中的将帅车马炮兵、规则中的“将帅不能相见”等，均被转化为叙事符号，承载战争隐喻、秩序隐喻与传承隐喻三重意蕴。

1.作为战争与秩序隐喻的“象棋”：角色伦理与规则意识

象棋的起源与战争紧密相关。小说中，韩信在帐中铺开棋盘推演秦岭险阻：“棋如战，落子无悔，此局若成，三秦可定”。他更命匠人制造象棋，亲自教导士兵：“这棋盘，就是战场；这棋子，就是你我！”并以“过河卒子，顶大车”解说兵法，将枯燥战术化为通俗规则，练出智勇双全的战队。

象棋与围棋最本质的区别在于：每一枚棋子都有固定身份和移动规则。这种严格的分工与规则体系，隐喻着秩序井然的社会理想。当谋士蒯彻劝说韩信独立为王时，韩信指着棋盘说：“就像这象棋，三十二枚棋子，各人有各人的责任……如果大家都去当皇帝，天下还不乱了套？”此处，象棋规则被提升为一种政治伦理：人人各安其位，逾越规则即是对秩序的破坏。这种以棋喻秩序的思想，直指当代“圈子文化”盛行、潜规则取代明规则的现象。韩信的悲剧，恰恰在于他所效力的汉廷最终变成“不按棋规下棋”的权力场——吕后与萧何的合谋，在规则之外消灭了这颗不可控的“棋子”。

2.“传棋”中的“兵卒之道”：底层突围的象征力量

象棋中最卑微的兵卒，每次只能前进一小步，但一旦“过河”，便可横行，威力骤增。这一规则与韩信“由布衣而王侯”的轨迹形成精妙呼应。

在“胯下奇辱”情节中，屠户少年将棋子扔进臭水沟，嘲笑：“这‘卒’子过河了，怎么淹死了？”韩信俯身爬过胯下后，从污泥里捡起被踩脏的“车”，擦拭干净，挺直脊梁。他意识到，“从这一刻起，这世上再没有什么能击垮他。他已经从地狱里爬了出来，今日之辱，便是他过河前的最后一步”。这一处理将“胯下奇辱”升华为存在哲学的寓言：当下的卑微与忍耐，是未来“过河”的必经之路。

“背水一战”中，“兵卒过河”隐喻再次出现并达到高潮。韩信面对赵军二十万众，决战前夜召集棋手分组勘察地形、以棋推演，终于定下“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战策。战时，他高呼：“前有赵兵，后有大河，向死而生，有何不战之理？”将士们士气如虹，以一当十。“兵卒过河”的象棋规则由此转化为战争哲学。

更深层看，“兵卒过河”承载着作者对底层命运的关怀。韩信始终保持对普通士卒的体恤：进军三秦时问计于士兵与樵夫，水淹废丘前了解城中百姓状况，城破后严令“秋毫无犯”。项羽欲坑杀秦军降卒时，韩信不顾安危冲到马前死谏：“杀降不祥！……这会激起天下人的反抗！”这种“不忘本”的品格，使韩信区别于高高在上的贵族将领。在当代社会阶层固化、底层上升通道收窄的语境中，韩信“兵卒过河”的传奇具有强烈的精神激励意义：制度应为每一个“兵卒”保留“过河”的可能，个体则需以坚韧与才干等待并创造时机。

3.“楚河汉界”的超越：大一统理想与“传棋”使命

象棋棋盘上横贯中央的“楚河汉界”，将楚汉相争的历史记忆凝固于方寸之间。然而，作者赋予其超越性解读：韩信所追求的，不是楚河汉界的永久对峙，而是跨越鸿沟、实现天下一统。

水淹废丘后，韩信感慨：“兵者，凶器也。……为了这一局棋的胜负，为了天下的大定……这份罪孽，我韩信背了。”他在活捉魏豹后迅速提出北上、南下、西进“三步走”大策略，构建对楚反包围。面对蒯彻劝说，他坦言：“一将功成万骨枯，社会混乱，苦的是百姓，战场打仗，死的是士卒。”这些情节揭示了韩信参战的根本动机：终结战乱、统一天下。这种超越阵营对立的大一统理想，使其形象从“军事家”升华为“和平缔造者”。

更为深刻的是“传棋”之“传”所承载的文明延续使命。项羽自刎后，韩信高喝善待项王尸身，洒酒祭奠，祈愿“山河一统，天下归汉，远离战乱，百姓安康”。小说收束于韩信衣锦还乡，他赠其岳父百两黄金、百副象棋，希望“建一处棋盘街，教村里的男女老少学习象棋”。吕良在香妃带动下成为象棋传承的缩影。韩信一生所学所悟，尽在棋道之中：楚河汉界终将弥合，然棋道不可断绝。将棋传之后世，使后人知用兵之道在止戈，为将之德在安民。“传棋”由此完成了从个人爱好到文明使命的升华。在急剧的社会转型中，代际价值传递遭遇挑战、传统文化面临“失传”风险的当下，这一叙事深刻回应了知识分子“士”阶层在关键时期的独特责任：在动荡中守护道义火种，使之薪尽火传。

三、人格重塑：韩信思想品格的深度挖掘及其当代批判

作者对韩信人格的重新诠释是小说的思想核心，通过韩信的品格，对当代社会道德失范进行了一次系统性的古典批判。

1.感恩重信：对抗“精致利己主义”的古典范式

“漂母饭信”与“胯下之辱”被提升为道德哲学命题。小说中，漂母硬将饭碗塞给韩信，韩信道：“伯母恩如春雨，信来日一定回报。”漂母答：“我是怕你饿坏了，才给你送饭的，要什么回报？”这段对话将“受恩”与“报恩”转化为自觉的道德契约。韩信功成封王后亲至漂母家中，奉上千金，跪谢一饭之恩，践行“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古典契约精神——这是基于人格自觉的道德自律，而非功利性交换。

与之对照，武涉以利害计算劝韩信背汉自立，其逻辑核心是“兔死狗烹”的预见。韩信答曰：汉王“拜我为大将军，让我统领数万大军，解衣推食，言听计从，我怎么能背叛他呢？”这段答辞的核心是对自身道德准则的坚守——不愿背叛，是对背信弃义行为本身的否定。韩信在此将忠诚定义为对知遇之恩与政治契约的双重坚守。在“精致利己主义”被默认为生存智慧的语境中，这种品格构成尖锐的古典反拨：真正的忠诚，恰是在利益诱惑最大时依然选择信守承诺。

2.忍辱向道：超越个人恩怨的大格局

“胯下奇辱”中，韩信面对屠户羞辱时的心理独白是：“这里是闹市，一旦当街杀人，即便有理，也难逃一死。……若是因此赔上性命，断送了一腔抱负，那才是真正的不值。”这便将“忍”从消极隐忍转化为积极的“向道”——为了实现更高目标而做出的清醒选择。在后续情节中，面对刘邦猜忌、兵权被削，韩信依然服从命令、忍辱负重；在荥阳战事吃紧、刘邦遣使“求援”实为防其独大时，韩信仍派曹参领兵南下。这种超越个人恩怨的格局，赋予“忍辱”以道德崇高性，是“小不忍则乱大谋”的战略理性与“不忍人之心”的道德情怀的统一。在当代社会锱铢必较、睚眦必报渐成常态的氛围中，韩信的故事提醒：若连个人荣辱都放不下，便无从承担更大的历史责任。

3.不党不私：对“圈子文化”的无声抗议

通观全书，韩信并无核心团队，也从不拉帮结派。他的智谋来源除兵书、香妃启发、棋道推演外，更重要的是实战磨炼和群众智慧。每逢大事，他问计于兵民：背水一战前听从香妃建议，召集棋手分组勘察、棋盘模拟以定大计；进军三秦时问路于士卒与樵夫；水淹废丘前问雨于农夫。他用人知人善任，与张耳、灌婴、曹参等刘邦旧部始终维持基于军事分工的工作关系，从未形成政治小集团。蒯彻认为武涉主意好，韩信说：“士为知己者死，知恩必报，恪守信义，落子无悔，这是我做人的底色。”他并非没有能力构建权力圈子，而是主动选择“不党”——因为“圈子”意味着私利捆绑与公器私用，这与其道德准则相悖。

这种“不党”的品格，在充满权谋的汉初政治中既是高洁之处，也是悲剧的根源之一。萧何诱捕韩信的计谋之所以成功，恰因为他“不设私党”。当刘邦在“三秦已定”的大好形势下猜忌夺权，韩信“看着眼前这个被胜利和猜忌扭曲了面孔的君王，突然感到一阵彻骨的无力。他懂棋，懂兵，却唯独不懂这帝王心术的诡谲。”这一形象被赋予鲜明的现实指向：当系统以关系亲疏代替德才标准，真正有风骨的人才往往因不愿“站队”而被边缘化。小说含蓄而有力地呼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的用人理念。

四、古典形式的现代回应：《韩信传棋》的当代性维度

文学批评不仅关注文本内部形式与意义，更需考察文本与当下语境的对话关系。《韩信传棋》对汉代历史的书写，处处渗透着对当代精神困境的关切与回应。

1.信仰重建与家国意识的唤醒

现代社会在祛魅之后，个体陷入“无根”的漂泊，传统信仰体系被理性化浪潮冲蚀，“原子化生存”与“躺平文化”正是这一精神危机的症候。《韩信传棋》通过韩信对“一统天下”的执着追求，重新提出个体与宏大叙事的关系问题。小说中，刘邦使者侯公劝说项羽时道出大势：“天下苦于楚汉相争久矣，为黎民苍生计……令百姓休养生息，实乃天下百姓之福。”韩信更明确表示，要“以战止战，早日结束战争，解救百姓于水火之中”。这种对“天下太平”宏大理想的信仰，使个体生命与文明传承联结，提供了对抗虚无的精神方案：当个体将生命融入某种超越性的价值传承，便获得了超越死亡的意义。小说结尾通过“拉魂腔”唱出：“成败缘由一知己，生死竟因两妇人；将相王侯皆符号，楚河汉界任经纶。”这在“上帝已死”的现代语境中，以文学方式回应了凭什么活着的深刻追问。

2.义利之辨与道德底线的重筑

市场经济催生了以利益为唯一尺度的价值取向，诚信、道义、诺言可能在利益计算中被轻易牺牲。《韩信传棋》通过“解衣推食”“千金报漂”“拒武涉、蒯彻之劝”等情节，重提“义利之辨”。武涉、蒯彻的劝说环环相扣，逻辑严密，是利益最大化的完美方案；韩信的拒绝则简短而坚定。小说以此清晰区分“利”与“义”的不同性质：利是外在的、可替代的，义是内在的、不可替代的。失去了利可以再获取，失去了义则是对自我人格的永久损伤。小说以韩信的选择为镜，追问：若连最基本的信任都荡然无存，社会运行成本何其高昂？契约精神若失去道德底线的支撑，仅靠法律外在约束是否足以维系？它暗示，市场经济需要与之匹配的道德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信义资源恰可提供丰厚滋养。

3.忠诚与担当的古典正名

“忠诚”在现代语境中常被误读为对个体独立性的压抑，混淆了“盲从”与“忠诚”的本质区别。《韩信传棋》通过韩信的文学形象为“忠诚”进行古典正名。小说补叙韩信在项羽帐下多次献计不纳后，收到香妃“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之信，遂弃楚投汉。这表明韩信的忠诚并非盲目的，而是建立在理性判断之上。小说中三次隆重的授权仪式——刘邦全权授予韩信调兵之权——被赋予“政治契约”的性质：以信任和授权换取忠诚与才能。韩信的忠诚由此不是主奴关系，而是基于相互承认的政治承诺和自觉担当。缺乏忠诚的人，在任何事业中都无法被真正信赖。这一论点对于当下社会诚信建设、公职人员责任意识的强化，具有直接的教化功能。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将《特别党产》中对忠诚品格的书写追溯至中华文明源流，建立起古今之间的精神谱系。

五、叙事艺术与审美建构

在形式层面，《韩信传棋》展现了作者在历史小说创作上的艺术追求。

1.史诗结构融入平民视角

小说时间跨度覆盖秦末汉初重大节点，人物众多、场面宏阔，具有典型史诗气质。然而，作者并未沉溺于帝王将相的宏大叙事，而是为底层民众保留了充分的叙事空间。小说开篇以村口老槐树下三位老汉咀嚼“天下苦秦久也”的苦涩，引出对少年甘罗的怀念以及对韩信的担忧；继而以渔沟村村民用锄头、木叉反击秦军乱兵的战斗，铺垫民众反抗暴秦的群众基础。此后，无论是拼死训练的兵卒、为大军带路的樵夫、被问询的农夫，还是泥泞中的老弱妇孺，其眼中、心中均出现了不同的战争场面与残酷人生体验。这种“大历史、小人物”的写法，体现了作者对历史的民主化理解：历史不只是英雄的传记，更是无数普通人的命运交响。这种平民视角，与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学对底层民众历史地位的重视一脉相通——历史发展的深层动力，终究源于千百万普通人的生产实践与社会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曾明确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7]。

2.心理现实主义的探索

作者投入大量笔墨刻画韩信的内心世界。韩信将棋子紧攥手心，感受棱角刺痛掌心时暗想：“但就算是卒子，只要拱到了底，也能变成‘将’。只要没死，这盘棋，就还得接着下。”这淋漓尽致地揭示了其不屈不挠、将棋“传到底”的决心。他伏案编写《象棋兵法》，以通俗准则如“棋品如人品，棋风如人风”“弃子非弃人，乃为求胜势”“孤卒过河，可当大车”等，将智慧融入军队灵魂。刘邦兵困阳夏、急命救援时，韩信忆起初见，“隐觉一些多疑——功高震主，从来是智将的隐忧”，他表面冷静，“内心却如棋局般盘算着自己的位置”。小说最后一章心理描写尤为集中：韩信由齐王转封楚王后，常在灯下感慨自己不过是他人棋局中的一枚弃子，甚至梦见与项羽对弈，规劝其“回家”，项羽终于应允“俺要回家，俺要永远和我的乡人在一起”。

小说中项羽的“家”，不只是地理上的楚地，更是精神与文化上的根脉，是“乡人”所在的血缘与情感共同体。他历经征战与孤独后，梦中终于听从规劝，决意永远和乡人在一起——这不仅是个人命运的醒悟，更象征着一颗漂泊灵魂对归属的执念。这种对“回家”的渴望，恰可唤起今天我们心中对台湾回归祖国怀抱的共同期盼。台湾同胞是我们的骨肉乡亲，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有着割不断的血缘、文缘与地缘。历史上虽有风雨分离，但“回家”始终是两岸人民心底最柔软的呼喊。就像项羽在梦中被唤醒归乡意识一样，我们呼唤台湾回家，也是呼唤一种血脉与文化的重新融合，呼唤亲人不再漂泊，呼唤两岸同胞“永远和乡人在一起”。

这样动人的心理书写，可以穿越时空，触碰到民族集体潜意识中最深沉的团聚情怀。项羽的“回家”由个人梦呓升华为一种民族隐喻，使小说在打开历史人物心灵的同时，也悄然叩响了呼唤团圆的时代心弦。

作者对历史人物内心世界的这种深度勘探，为历史人物塑造开辟了新的可能。

结语：棋局未终——作为精神启示录的《韩信传棋》

《韩信传棋》不仅是一部历史传奇小说，更是一部精神启示录。它以韩信这枚沉甸甸的“棋子”，在历史的棋盘上，为当代中国人摆下了一盘关于信仰、道德与担当的棋局。

在信仰缺失、道德相对主义暗流涌动之际，韩信身上所凝聚的忠（忠于信仰与承诺）、义（知恩图报）、智（谋略全局）、勇（忍辱向道）显得尤为珍贵。小说以文学的力量昭示：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对国家民族的认同、对良知底线的坚守、对公平正义的追求，这些价值不能“变通”，它们是任何健康社会得以维系的精神基石。

从《特别党产》到《韩信传棋》，魏嘉陵的创作呈现出清晰的精神脉络：前者书写现代革命者的忠诚与牺牲，后者则将这种精神溯源至中华文明的源头深处。这种古今之间的呼应与对话，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学实践——不是简单地“以古鉴今”，而是试图打通古今精神血脉，在古典资源中寻找解决现代困境的思想密码。

《韩信传棋》告诉读者：韩信的肉身早已湮没于历史尘埃，但他所传递的“棋道”——那种为了天下安宁不惜牺牲个人的担当精神——穿越两千年的时光，依然在淮水之滨回响。这盘棋，尚未终局。每一个拾起这本小说的读者，都将被邀请进入棋局，成为“传棋”链条上的一环。而这一环扣一环的精神传递，或许正是作者所念兹在兹的——在传统与现代的断裂处，以文学为舟，渡过精神虚无的河流，抵达那个名叫“家园”的彼岸。

注释：

[1] 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M].陈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9.

[2] 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90.

[3] 卢卡契.历史小说//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第1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126-128.

[4]亚里士多德.诗学[M].罗念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28-29.

[5] 恩格斯.致约·布洛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2012.605.

[6]司马迁.项羽本纪//史记（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4.422.

[7]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2009.287.

(作者简介：阎大伟，淮阴师范学院教授，淮安市大运河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夏宝国，著名文史研究专家，淮安市大运河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编辑：杨 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