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苦思甜｜混嘴儿

□刘广波

      “混嘴儿”这个词缘于上世纪70年代，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农村的生存现状。那个物质缺乏的时期，我落入凡尘之中，也加入到“混嘴儿”的队伍当中。小时候，由于家境极度贫穷，母亲带着我们“混嘴儿”成了生活的常态。特别是到了逢年过节，拮据的生活逼得我们四处漂泊，这也是父母最发愁难挨的阶段，更是混嘴儿的高峰期。

      4岁那年的一个初冬，太阳才有点红晕，尘粒悬浮于空中形成的阴霾不时地透过窗户缝隙向室内扑来，凄厉尖吼的狂风不仅吹落了树上的枯叶，而且让东摇西晃的树梢发出了阵阵啸叫。这是腊月特有的风景。母亲轻轻地下了床，今天生产队要给社员分口粮。就在母亲悄悄关门之际，我从睡梦中饿醒了，跳下床就要跟母亲一起走。见我光脚站在泥地上，母亲几次把我抱到被窝里说：“如果你再不听话中午就别吃饭。”在那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困境中，见到红著、萝卜这类粗粮也会风卷残云般地放怀大嚼，成了救命的美味，挨饿的滋味可想而知。我瑟缩着紧紧攥住母亲干瘪而又粗糙的手指，站在风中傻愣愣地等着、盼着。冷风直往脖子里灌，单薄的衣服成了一个风洞。好久，好久，才听到队长叫喊父亲的名字，母亲高兴地穿过人群挤到磅秤前。“……53斤玉米。”母亲先是一惊，眉宇间即刻揪成了两个结。这点粮食对于家里五六口人和漫长的冬季无疑是杯水车薪，这样的日子该怎么过啊!母亲的心情一下子无比沉重地下坠，两腿如灌了铅。骨瘦如柴的我与母亲一道把口粮抬回了家。

      很快，生产队分的粮食见到了缸底，母亲满脸愁云，只得带着饥肠辘辘的我们到外婆家开启混嘴儿的生活。那时，我腿上患了一个疮不能行走，经常从疼痛中醒来又带着疼痛睡去。我有一个比我大两岁的二哥，当我会走路时他还摇摇晃晃步履蹒跚扶着身边固定物体才勉强能走几步。眼看我们两个抱着走也不行，背着走也不便，母亲索性找来两个箩筐将我们一头一个挑着。２0多里的路程不要说挑两个小孩，就是空手走路也不是轻松的事情。

      女本柔弱，母则刚强。说走就走，母亲把我们往箩筐里一装挑起来就走。此刻扁担两头发出了咯吱咯吱的声响，母亲吃力地走一会儿歇一会儿，豆大的汗珠从发际顺着额头、脖子往下淌。在一个路边休息时，我伸了一下蜷缩的身子，没想到用力一动箩筐侧翻，我和箩筐沿着河边往下直滚，母亲吓得魂飞魄散，一个箭步冲到河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抓住箩筐上的绳索，才把险些掉到河里的我拽在手里。母亲将我一把搂在怀里失声痛哭，停泣后找来一根芦柴棒，用农村招魂的方式帮我叫魂。

      “混嘴儿”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准确地说是一种屈辱。一方面要受尽人家的嘲笑，另一方面也得帮助干点农活。特别是我那个大舅妈，一看到我母亲带着我们去外婆家混嘴儿就瞪大眼睛紧紧盯着，生怕外婆把粮食都给我们。有时，外婆让母亲趁着夜色回来，目的就是等大舅妈睡着了悄悄给点粮食藏在箩筐里带回来。

      现在，许多单位的人也有混嘴儿一说。但每当听到这个词，我心里总是泛出一阵阵酸楚，一来怀念已故的母亲，为自己苦难的童年难过，再就是担心年轻人不用心做事，把工作当着混日子、图享受的地方。因为我曾经有过痛苦的记忆，这是清贫的见证。现在想来，苦难让我同时也收获了艰苦奋斗的精神和节约的习惯，拥有了一种积极向上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痛苦恍如昨日，穷苦挨饿的经历成了我生活的警钟，时刻敲打着我，警醒着我，也成了我忆苦思甜、教育子女的生动教材。

编辑：杨信